摘要：和豫 《周易》豫卦《大象传》为雷出地奋，豫。 ...
（《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3页）虽然情缘性而生，但是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3页）凌氏遂主张以礼节情，进而复性。
陈来此文原发表在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后收入陈来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85]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22页[8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3页。
[7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86页。朱子的重要弟子陈淳则明确表明心是理气之合。那么，朱子是如何定位心、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正如陈来所说，朱子乃是以易学的易—道—神思维模式来描述心、性、情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基于同样的道理，朱子认为，人之心形成之后，此心在运行活动中就会表现出构成此心之气和构成此心之理两个方面的特性。义理上起底见识，便是道心。
对朱子心的分析也是如此，可以说心由理气构成，并在运行时表现出理和气两个方面的特性，但不能反过来说心不属于理便属于气。[88] 朱子言：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在与魏国的白圭论辩中，孟子则详细阐释收取什一税的依据，而这样的税收是能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比如城郭、宫室、宗庙等的修缮，比如祭祀之礼的举行，天子、诸侯和百官等为政者的俸禄……在孟子看来，欲轻于什一税者就是大貉小貉之国。
如信奉儒者之道的陈相、陈辛兄弟负耒耜自宋之滕愿为圣人氓（《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并非不清楚梁惠王当时的困境，也并非不清楚梁惠王的内心需求，但是他不愿意像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一样进行头疼医头和脚疼医脚的医治，而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话题。理应为社会中的劳力者和自然界中万物的生长、繁殖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所谓的薄赋税就是最低限度地收取百姓获得的财富，当然这个度并不能无限制降低，最佳的标准是尧、舜和三代明王等所确立的什一税，也就是孟子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诸侯国君只要能够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就能够实现他心目中期盼的王道政治。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处一方面是在批评邹穆公和邹国的官吏，另一方面也清晰地阐释了仓廪和府库中所存财务的用途和价值。制民之产 与王道之始如果说何必曰利一语蕴含的是孟子对诸侯国君财富的道德要求，那么制民之产则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尽力给予封国内的普通百姓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使他们有信心拥护国君的统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总而言之，孟子的财富观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天下国家走向王道的理论根基。孟子的制民之产思想并未真正引起当时诸侯国君的重视，也就无法真正落实到社会的王道之治中。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如此解释应该说皆是有历史依据的。所谓的民之父母，就是《大学》中说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说法就是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以此为基础，孟子阐释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
在与梁惠王的问对中，孟子提出了使百姓养生送死无憾的具体措施。人们之所以会误解孟子，只看重了何必曰利四字，却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王字，也就是作为诸侯国国君的梁惠王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他心目中期盼的富国强兵和兴利除害，而是应将注意力放在仁义之上。
孟子认为，要使自然界中的万物能够持续不断地为人类创造社会财富，提供食物来源，则需要人类为其提供时的保障。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从这样的角度说，诸侯国君、士大夫皆应将心思放在修养心性上，将自己培养成孟子心目中具有仁心、能行仁政、德位相配的仁人君子。分给百姓百亩之田，做到勿夺其时，使八口之家可以无饥，进而适时地进行庠序之教和申之以孝悌之义。在与告子的论辩中，孟子以牛山之美为例，对维持自然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这里强调富国强兵之利，是因为梁惠王曾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也就是他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以及南辱于楚。（《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牛山的树木本来很美，不幸的是它处于大都市的近郊，不断地遭受人为的砍伐，再加上人们还不断地放牧，树木生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牛羊啃食的速度，最终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山。从孟子对何必曰利的阐释来看，为政者理应专心于国家治理中的仁与义，以避免国内的君臣交征利。
面对有仁爱之心的齐宣王，他明确提出制民之产的详细措施，给百姓五亩之宅，使其树之以桑，为五十岁以上者提供丝绵衣服。从事大人之事之劳心者阶层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比如孟子曾批评邹穆公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制民之产是孟子王道之政的起点，也是为政者在和平时代使百姓养生送死无憾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然，社会财富的产生与积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除劳力者的耕种、百工的生产以及劳心者的用心之外，自然界中万物的有序生长也是至关重要的途径之一。任用帝禹疏九河，淪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使得中国可得而食。
在陈相看来，贤君应当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但现实中的滕文公却建有仓廪府库，属于典型的厉民而以自养行为，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贤君，于是引发了孟子与他的深度辩论。所以，孔子和孟子对帝尧、帝舜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帝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称帝舜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孟子·滕文公上》）。饱经战乱风霜、丧子之痛的梁惠王，初见这位享誉诸侯国之间的东方大儒，就直言不讳地向他谘访亦将有利于吾国乎的问题。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社会分工是孟子心目中王道之治的重要基础，存在着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差别，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阶层。帝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背后的付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牛山之秃自然是人为的结果，也是人自绝于自然界给予的财富恩赐。百工之事与劳心劳力孟子仁政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天下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使命。
所以，明君在位就一定会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从孟子对梁惠王、齐宣王、邹穆公等诸侯国君的严厉批评来看，率兽而食人应是当时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欲重于什一税者就是大桀小桀（《孟子·告子下》）之君。以周族的祖先后稷、商族祖先契为例，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当然，针对不同的诸侯国君，孟子阐释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面对复仇心理极重的梁惠王，他明确阐释其中的仁者无敌思想：勿夺民食、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国内的青壮年就能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当遇到影响百姓生活甚至生命安危的天灾人祸时，孟子力主诸侯国君、士大夫等为政者应将国库中的物资拿出来赈灾，以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甚至能与黎民百姓共甘苦、共患难。
那么，如何才能得到本国最广大普通百姓的拥护呢？孟子重申并继承了孔子的民之父母观点。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为国内的百姓谋福利上，做到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
在孟子看来，只要齐宣王能够发政施仁，天下的士、农、工、商之民皆会愿意到齐国生活，到齐国从事相应的工作，自然也会创造本国的财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百姓的此类行为必将危及国家统治秩序，一旦涉及犯罪，就必然遭受到国家的处罚。
在与齐宣王的问对中，孟子特别强调国君施行仁政后的真实效果，说：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换句话说，养生与送死是人生在现实世界的两大任务，只要为政者能为普通百姓提供这两件事相应的物资，就能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护，进而实现孔子治理中都时呈现的行之一年，四方诸侯皆则之局面
